第二，新兴产业的规模化所带来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局面。
明年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，仍需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振兴实体经济，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。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快步推进，新产业、新产品、新模式、新服务不断涌现，四新经济茁壮成长，新兴支柱产业、战略性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。
深入推进精准扶贫，多元化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。传统落后产能在市场尚未出清条件下恢复增长的阻力还比较大，短期内新兴产业替代和弥补传统产业带来的增长损失尚需时日。政策建议 经济下行的压力有周期性、总量性因素，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矛盾，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，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适度扩大总需求，加快新旧动能转换，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。地方财政收入明显减少，而财政供养人员工资、民生保障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刚性支出增加，对地方政府投融资能力、偿债能力提出严峻考验。新动能既包括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新能源汽车、生物技术、绿色低碳、高端装备与材料、数字创意等支柱产业，也包括培育发展空天海洋、信息网络、生命科学、核技术等战略性产业。
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，我国物质基础雄厚，具有保持稳定增长的巨大潜力和坚实基础。五好彰显经济运行积极因素在增加。不满现状、敢做梦、有想法，这些特质在很多地方其实不受待见，要是浓度不够，周围的人笑也会把他笑死。
比如知识产权保护，靠企业、发明人自己保护总不行吧？保护到最后只有打架，最后得雇一个部队来保护产权。但国防恐惧是，如果敌有我无，那旧完蛋。没错， 30 年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高速增长的成就，但从全球格局看，现在中国经济被夹在中间，下有印度、越南，成本更低，招商引资力度比当年中国还强。李嘉图说不一定，即便乙国生产什么都不如甲国，但也不意味乙国什么也不生产才是上策。
但这些家庭实在没能力保住低息贷来的房子，最后房子还银行，而银行贷款已打包成为复杂的金融产品中，金融危机这把火就这么烧起来了。在座各位如果滑过雪，就知道高位下行要面对巨大的惯性，突然减速，企业、市场、地方等方方面面的预期都需要急速调整，搞不好失速就失控。
但在人口底部，受开放穷国竞争的影响，越来越多蓝领、白领人口面临收入下调的巨大压力。开始以为还可以用点什么办法把经济托一托，甚至可以重新把增速拉回去。类是减税、降社保缴付、改土地制度这件件事，涉及面广，牵一发动全身的，没有成体系的改革是拿不下来的。第二，过去靠开放促改革，但现在很多发达经济采取的政策很糟糕。
他当时定义了一个纯商业费用，认为只要改善商业组织就能节约纯商业费用。第三，政府采购尤其是国防订单，是大国创新非常重要的买家。譬如改革开放、重视科学、只是人才、鼓励创新等等，如果政府带头，移风易俗的成本可以大大降低。开始觉得出口重要，但又怕中国企业自己互相杀价，肥水流入外人田。
塔木德里有句话，难做的事容易做成，也是挺符合经济学的原理，难的事情别人不敢碰，竞争反倒没那么激烈，反而容易把事情做成。但是高位下行，还是一个很大挑战。
能不能成不知道，但敢想敢干打动人，考风险筹资几千万就启动，一搞也是好几年，没有人认为那是国家才可以考虑的事情。网约车把传统出租车模式冲了一冲，提供了一个利用移动互联技术改善出行难的机会。
可是管制一旦加上，也可能变得僵化。富有的国家资本雄厚，可以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，所以这两个经济体在分隔的情况下，差距会持续拉大。这两个地方都是以大学为中心，大学的科学发现是核心，但他们形成一套允许把大学所有的发明专利授权给私人、包括教授和他的团队来利用，付一个专利费就可以去创业。要素变成竞争力首先需要变成产品，而要素要变成产品需要经过组织，需要在一个体系中运行。硅谷每家大公司都在特拉维夫设研发中心。过去上行主打，受出发时初始条件的限制，也被证明时正确选择。
他们军方的订单，对硅谷、波士顿等地的发展，起过无可替代的作用。犹太母亲看孩子放学回家，不会问考的好不好，但会问今天在学校你问了问题吗？你问了一个好问题了吗？这是他们生产力的源泉。
过去经济学就有这方面的分析传统，熊彼特讲要突破周而复始的、平庸的经济增长，唯有靠创新，或引进新产品，或改变品质，或使用新生产工艺、开辟新市场、夺取原料和半成品的新来源，或创立新经济组织。在开放的情况下，体制又对头，有个时间过程就把中国制造搞起来了。
萨缪尔逊的判断是，如果一方（美国）的比较优势升级持续慢于另一方（中国、印度），那就可能受到永久的损伤。去年6 月份，我们几位老师和校友，一起去美国看硅谷和波士顿。
中国经济是走向开放的经济，与全球化息息相关，所以不能脱离全球化进程，孤立地分析中国经济。纽约1916 年通过的第一部城市规划法案，从内容看，主要是分区限高。不过世事日新，理论也随之变化。现在很多人讲中国成本优势消失，都先讲劳动力、工资变高了。
以色列的科学技术又靠什么？靠重视教育。至于竞争性强的产品，在红海里生存就靠成本控制。
邓小平提出翻两番的时侯是1980 年，那时中国人均GDP 只有200 美元。这说明，穷国不开放，那就白穷多少年。
问题是他们遭受的竞争压力更大。所谓富有就是资本比较充裕，人均收入高。
这就是国家恐惧的作用。中国人就比较容易理解。前两年一个法国人叫托马斯•皮凯蒂，写了一本《21 世纪资本论》，关注的是全球化导致发达国收入差别两极分化严重。20世纪初的美国经济进入高增长快车道，公司赚了钱一定比着盖摩天大楼。
互联网起于战争状况下通讯体系的维护，可不是为了便于你我用微信而发明的。但随着经济力的积累，这么多中国人、这么多聪明头脑，在发现新原理方面，总有机会做出与中国人口规模接近的贡献。
原创这个概念的，是当年很年轻的科斯，他在1937 年就说，生产出来的产品要转手才最后进入消费，这转手过程并不免费，而要花费一个由他定义的交易成本。比较优势理论首先要比较，其前提就是开放市场、实行自由贸易。
但他们重教育的重点不同。因为原来只有300 工人来利用，现在3300 人都希望用较高技术来武装。
